高老師首先介紹講座核心背景與自身研究脈絡。他提及本次講座聚焦六朝道教義學，旨在梳理其從「術」到「學」的轉型邏輯，同時結合自身研究經歷説明理論基礎——博士階段以南朝梁代道士宋文明為核心，通過考辨敦煌P.2861+P.2256（擬名《靈寶經義疏》）、芥97+S.1438（擬名《道德義淵》）等佚失文獻，重建宋文明的神學觀、道體論等義學體系，並指出東晉南朝道教存在「從宇宙論向本體論」「從肉體長生向智慧升玄」「從經驗歸納向義理建構」三大思想變革；博士後階段則研究《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陰陽五行圖式》，反思學界「固化剽竊認知」「誇大佛教影響」「缺乏系統文化本位研究」三類誤區，提出古靈寶經陰陽五行圖式（含五文、五方、五劫等）反映本土文化關聯的觀點。

隨後，高老師界定「六朝」與「道教義學」兩大核心概念。他指出，「六朝」特指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建都建康（今南京）的王朝，時間跨度為公元3世紀初至6世紀末，與北方十六國、北朝同期，兼具政治分裂、民族融合、玄學盛行、佛教傳入的時代特徵；「道教義學」則是道教的教義理論與哲學思想體系，區別於齋醮科儀、方技術數，是支撐道教實踐的理論基礎和核心世界觀。六朝道教所構建的一套精深圓融的義理系統，正是六朝道教實現從漢末民間信仰「從術到學」飛躍的核心標誌，且與晉唐道教義疏學深度交互；而義疏作為解注經義的體例，吸收南朝玄學思維，推動義理精緻化，成為義學傳播的重要載體。

其次，高老師回溯六朝道教義學的源流根基。他提到，漢末道教（五斗米道、太平道）為義學奠定初步基礎，彼時道教重救世、祛病、長生實踐，理論「雜而多端」（據《隋書·經籍志》），體系性不足；而六朝時期，道教面臨多重挑戰：需回應玄學清談以吸引士大夫，需構建可與佛教般若學、涅槃學對話的哲學體系，需整合內部道法以統一神學與修行觀，還需淡化救世色彩以贏得統治階層扶持，這些挑戰共同構成義學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再次，高老師拆解六朝道教義學的四大建構進路。一是神仙信仰體系化，以東晉葛洪《抱樸子内篇》為代表，整合鬼仙至天仙的譜系，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系統化丹鼎術，推動實踐從「外煉」轉「內煉」；二是經教體系整合，東晉「造經運動」後，陸修靜創「三洞」體例、孟景翼、孟智周提出「七部道書體制」、陶弘景定神靈譜系、宋文明釋「十二部」，最終形成「三洞四輔十二部」道書體制，上清經重個體存思、靈寶經重普度齋儀；三是重玄學萌芽，支道林賦予重玄哲學意義，孫登以重玄疏解《老子》，張湛為玄學向道教哲學過渡的核心中介，顧歡融玄學與佛教中觀學建道教本體論；四是佛道融合，漢晉時期道教影響「格義佛學」，東晉後佛教反哺道教，雙方在夷夏之辨、形神之辨等爭論中互學，江南精英羣體形成融匯思想。

複次，高老師解析六朝道教義學的元詮釋維度。他強調義學包含經教神學與理性哲學兩大關聯又獨立的層面：經教神學涵蓋天書觀（道炁具象、符文崇拜）、天界觀（「三十二天」立體螺旋結構）、劫運觀（融「陽九百六」與佛教「劫」）等，核心是構建神聖信仰體系；理性哲學包括道炁論（化解玄學「有無」矛盾，提「陰陽中和→玄元始→本始元炁」回溯）、全息論（整體與部分互通、微觀與宏觀同構）、時空觀（融「洞天福地」與佛教「三界十方」）等，側重哲學思辨；二者共同完成義理體系的邏輯建構。

最後，高老師總結六朝道教義學的歷史定位與延伸方向。他指出，六朝道教義學銜接魏晉玄學與隋唐重玄學，是中國哲學重要組成，更是佛教中國化的關鍵對話者，彰顯中國文化對外來文明的創造性回應；同時提出五大延伸課題，包括《漢晉「老子化胡説」與佛道關係演變研究》《晉唐道教散佚義疏輯考與詮釋傳統重構》等，為後續研究提供方向。 另外，高老師還補充了研究六朝道教的主要方法。他提到，當前學界研究分三類：文獻學研究依托敦煌寫本考辨恢復道經原貌，歷史學研究追溯道經與流派淵源，義理學研究結合玄學、重玄學界定義理並探討核心教義，自己的研究正是融合這三種方法，形成多維度分析框架。

與談環節中，萬明旭博士與王馳老師分別發言。

萬明旭博士結合自身「神霄派文史與儀式」研究方向，指出理解《神霄度人經》等大部頭經典需以六朝經教義學為切入視角。他提出當前研究存在六朝道經斷代疏漏的問題，建議重新聚焦中古道經與道教義學，而非過度側重科儀文獻與丹道內容。關於義學講堂，他介紹其分為「義學研究」與「文獻研讀」兩部分，核心是秉持開放包容精神探討道教義學具體面向，並提及高興福博士論文以宋文明為核心分析六朝道教義學發展，論證其立足於中國哲學傳統，同時圍繞道教經教義學受佛教影響的問題，提出「源自早期道教建構侷限」「源自道教信仰本位接納」「二者綜合」三種觀點，還探討了立足於中國思想發展考察經教義學的時代條件及東晉南朝道教的社會定位。

 王馳老師判斷當代道教義學已進入繁昌之初的階段，認為當代建構需邀請教內外學者、道長開展基於建構或學術研究的分享梳理。他強調六朝道教義學是研究重點，指出過去道教界過度關注近幾百年義學問題，忽視六朝經書與義學的核心價值。他肯定高興福對六朝義學歷史邏輯的梳理，認為道教發展不應侷限於某一時期或派別，如漢末道教重點在原始共產主義（毛主席對張魯之評價），其後的道教歷代高士，如張魯、陶弘景、王重陽等祖師亦是各有分工，各自有其時代使命。此外，他建議未來道教關注《道德經》義學但無需回️歸春秋時期，強調需走出新時代之路，關注當下基因與建構方向；還提及「三洞四輔」是經教義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不可拆分，并指出佛道互鑑中來看道教亦是一個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