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師首先梳理了城隍信仰的起源與演進脈絡：城隍一詞最早見於《周易》「泰卦」，本指城牆與壕溝，周代被納入歲末臘祭大典，成為「水庸」土地神信仰；三國時期在吳國江南地區完成人格化，出現具體崇拜偶像；唐宋元時期逐步向全國傳播，至明清達到發展頂峰。明太祖朱元璋對全國城隍神進行官方冊封，將其劃分為都、府、州、縣四級，對應王公伯侯四品階，清朝沿襲此制，將城隍納入春秋官方祀典。同時，道教也逐步將城隍信仰納入自身體系，從南北朝時期經咒中的驅役對象，逐漸升為有完整體系的尊神；明代誕生專屬經典《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消災集福妙經》，明確城隍分為天下都城隍、十三布政城隍、州府县城隍三級，配備「兩廊一十八司曹案官班聖眾」，職掌涵蓋百姓生死、禍福、善惡果報等諸多方面，獲得「代天理物，剪凶除惡，護國保邦」的崇高神職。

二、雲南城隍信仰的傳播背景與分佈特徵

作為多民族交匯的西南邊疆，雲南受本土土主、本主信仰影響，城隍信仰傳入時間較晚，目前可考的碑碣、史志記載均始於明代初年。明萬曆年間，雲南全省官方祀典中的城隍廟已達 22 座，現存相關碑碣 50 多通，昆明、大理、保山、楚雄等多地均曾建城隍廟，明清時期城隍信仰已遍佈雲南全省。王老師指出，雲南城隍信仰的傳播與明初漢族移民遷入、官方制度推行密切相關，大量漢軍與漢族移民成為城隍信仰在雲南落地的群眾基礎，也為後續在地化演變奠定了文化根基。

三、雲南都城隍信仰的神格溯源：以于謙為核心

昆明作為雲南城隍信仰的中心，其省垣城隍廟始建於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由風水大師汪湛海為黔寧王沐英堪輿所建，最初城隍信仰並無具體人格化對象，直至清代才明確其神格為明代少保兵部尚書忠肅公于謙。王老師詳述于謙成為雲南都城隍的緣由：于謙因土木堡之變固守京師有功，後蒙冤遇害，明憲宗時平反昭雪，明中後期被冊封為京師乃至天下都城隍，浙江杭州等地也有其城隍信仰傳承。受中原文化輻射，雲南民間率先追認于謙為省都城隍，清代官方進一步破格冊封其為一品忠佑王，敕封「雲南總督城隍」，其背後是清廷藉助于謙「忠正剛直」的氣節，發揮城隍信仰的教化功用，穩定西南邊疆、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考量。

四、雲南都城隍信仰的文字與儀式佐證

王老師以文獻與田野調查資料為依據，佐證于謙作為雲南都城隍在冥陽兩界的信仰影響：

1.清代雲南刊印的「路票」（亡人赴冥府或歸鄉的通行文書），抬頭明確書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雲南全省都城隍忠佑王于」，記載城隍為無祀孤魂頒發路引、盤費，令其順利歸鄉的職能；

2.雲南道教正一長春正派、龍門正乙派的手抄科本（《陰陽請聖科》《靈寶九幽夜供攝召科全本》等）中，頻繁出現「雲南省都城隍忠烈有感尊神」「忠佑之神」等尊號，成為齋醮儀式中迎請的重要神祇；

3.昆明民間信仰的端公、寺娘請神神單、甲馬紙中，均有「雲南省都城隍忠佑王」及部從（牛頭馬面、黑白無常等）的形象，民間重大祭祀儀式中還有專屬請詞，體現其信仰的民間基礎。

五、雲南城隍信仰的地方化延伸與多元演變

這是本次研讀的核心內容，王老師以昆明省垣城隍廟的建築殿堂為序列，詳述其神祇塑造、民俗習俗的地方化特徵，並介紹雲南不同區域的融合形態，體現城隍信仰與雲南本土文化的深度交融：

1.昆明省垣城隍廟的獨特信仰與習俗：廟內除供奉都城隍于謙外，還塑有明代鄉約、保正化身的司命、土地神；正殿銅制「白虎財神」成為民眾求財、解凶煞的祭拜對象；城隍與城隍娘娘的檀木行身（軟體塑像）鑲嵌珠寶，每年清明、中元、寒衣節舉行游神活動；五鳳樓供奉于謙考妣「聖父聖母」；左右兩廊塑冥府七十二司，銅鑄黑白無常為香火最旺處，民間有「裝煙」供養的獨特習俗，並將白無常、黑無常俗稱為「二老爹」以求長壽；此外，廟內還設有娘娘殿、張仙殿、清官堂、歲君殿、財神殿等，融合了送生、送子、清官崇拜、石虎信仰等地方元素，誕生「送花哥止痘疹」「抹蜜餵哭神止夜啼」「貼膏藥於樹轉移病痛」「蒙格隔神眼耳求姻緣」等獨特民俗。

 2.雲南各地城隍信仰的多元融合：大理地區城隍信仰與白族本主信仰結合，形成「一廟雙功能」的信仰復合體，城隍神成為白族地方保護神；晉寧縣昆陽將城隍信仰與土主信仰融合，誕生起源於清代的「米線節」，紀念帶領鄉民開墾治水的地方歷史人物，將城隍信仰與農業開發記憶相綁定。

六、雲南城隍信仰在地化的文化意義與結語

王老師總結，雲南都城隍信仰的在地化，並非簡單的中原文化移植，而是神祇再造與信仰重構的文化再造過程：既保留了中原城隍信仰「賞善罰惡、護城佑民」的核心內涵，又在神祇形象塑造、民俗活動融合、社會功能拓展等方面，融入雲南多民族文化的特色，形成了獨具邊疆特點的信仰形態。這一過程生動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方面，城隍信仰作為中原文化傳統，在西南邊疆的傳播與適應，展現了中華文化強大的包容力與凝聚力；另一方面，雲南各民族對城隍信仰的創造性轉化，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多樣性。這種中原與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文化互動模式，不僅為理解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範本，也為構建跨地理邊界的「信仰共同體」、推動道教文化的全球化深層交流帶來重要啟示。

萬明旭老師首先闡述了城隍信仰研究與道教義理學的關係，指出城隍是道教信仰世俗化、民間化的重要載體，其研究正是義理「落地」的重要實踐。他高度評價了王子豪老師紮實的文獻功底與深刻的田野視角，認為其對雲南城隍信仰在地化過程的梳理，清晰展示了道教理念在邊疆多民族地區的文化適應性與創造性，為神學信仰與民俗結合的研究拓展了新思路。最後，萬老師預告了第二屆當代道教義理體系建構研討會暨 2026 年道教義理學研究會年會的徵稿信息。

李小龍老師結合自身在雲南的求學經歷分享體會。他讚賞王子豪老師史料紮實，尤其關注「路票」所體現的「陰陽互動」與歸鄉情結，以及「神緣」對促進文化交流的紐帶作用。隨後，他提出了幾個延伸討論的問題：

1.城隍神職能從城池守護神到監察人間善惡的司法神演變線索；

2.城隍神「自大」（地位崇高、見官大一級）特質與「陰陽共治」教化功能的關係；

3.歷史上是否存在女城隍神。

最後，他應景地提及了「三八婦女節」與城隍夫人相關的民俗趣聞。